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察启功关于对故宫《伯远帖》之鉴定(四)
  • 察启功关于对故宫《伯远帖》之鉴定(四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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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更新时间:2018-11-5 8:46:2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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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察启功关于对故宫《伯远帖》之鉴定(四)

    前面说了故宫《伯远帖》用纸的纸质原料问题,这里重点说一下故宫《伯远帖》用纸的纸张幅面问题。故宫《伯远帖》用纸的纸张幅面究竟是多少,也是启功鉴定其真假的一部分。启功在电视节目及《晋代人书信中的句逗》一文中,对于故宫《伯远帖》为什么读不成句、念不成文的事实,表现出束手无策而无能为力。启功他认为此帖之所以读不成句、念不成文,他把这种尴尬说成是因为“此帖尾原已不全”而造成的。他认为此帖还应有另一张纸,若将两张纸放在一起看,此帖就可以解释清楚了。按启功的论调,就会引出另外的一个问题。这就是晋纸到底究竟有多大,是不是真的像启功所言“此帖尾原已不全”。还需有另外的一张纸呢?

    我们查阅故宫《伯远帖》流传的历史,不难发现历史曾经记载此帖的原纸上,曾有宋徽宗题签、印玺及宋代章,尔后在明末清初时被人切割掉了。

    暂时姑且不谈为什么好端端的原帖、原纸,为何原因被人切割掉一部分。先就被人切割掉的这部分纸的纸幅面到底有多大,被切割掉的这部分纸的纸张幅面可不可以写字,能否被作者有效的利用,进行了初步的核对。

    带着这个问题,我们查阅了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员潘吉星《中国造纸史话》一文。潘吉星文中指出:北宋人苏易简(公元958~996年)《文房四谱·纸谱》(公元986年)云:【晋令诸作纸,大纸广一尺三分,长一尺八分。小纸广九寸五分,长一尺四寸。】换算后,晋代大纸为31.3X43.4厘米,小纸22.9X33.7厘米。但我们对出土实物测量后得尺寸比苏易简所述略有差异。1997年新疆出土公元384年的一张完整纸,幅面为23.4X35.6厘米。这是晋代时的小纸,但仍比汉纸为大。笔者(潘吉星)对几十种纸样实测后,得出的结果如下:

    两晋南北朝时纸幅及抄纸器大小

    长宽

    类型

    时代

    两晋

    南北朝

    甲种

    (大纸)

    乙种

    (小纸)

    甲种

    (大纸)

    乙种

    (小纸)

    直高(公分)

    26~27

    23.5~24.0

    25.5~26.5

    24~24.5

    横长(公分)

    42~52

    40.7~44.5

    54.7~55.0

    36.3~35.0

    由上述表格可以清楚的看到:

    一、潘吉星对两晋南北朝时几十种纸样实测结果是:

    1.      大纸的幅面是27X52厘米=1404(平方厘米)

    2.      小纸的幅面是23.5X40.7厘米=956.45(平方厘米)

    二、北宋苏易简提供晋纸尺寸,换算后得知晋纸大小是:

    1.      晋代大纸幅面是31.3X43.4厘米=1358.42(平方厘米)

    2.      晋代小纸幅面是22.9X33.7厘米=771.73(平方厘米)

    三、1997年新疆出土公元384年,王珣35岁那年一张完整小纸是:

    23.4X35.6厘米=833.04(平方厘米)

    四、故宫《伯远帖》用纸幅面是:

    25.1X17.2厘米=431.72(平方厘米)

    通过这些简单数字的比较,不难看出:

    问题(一)无论是潘吉星对几十种古纸纸样实测的结果,还是1997年新疆出土公元384年,王珣在世35岁那年的一张完整小纸的幅面,以及北宋苏易简对晋纸幅面的记载表明,其晋代小纸张的幅面都大于故宫《伯远帖》用纸幅面的一倍左右。这充分的证明,王珣用一张纸完全可以满足他写完这封信,无需再另用一张纸完全符合客观事实。

    问题(二)故宫《伯远帖》用纸幅面是25.1X17.2厘米=431.72(平方厘米)。而这431.72(平方厘米)并不是故宫《伯远帖》原纸的幅面,大家知道,故宫《伯远帖》在明末清初以前,曾有宋徽宗题签、印玺及宋代章。而这部分用纸的幅面在明末清初被人切割掉了。这部分纸的幅面到底是多少已无考证。但这部分纸张的幅面可以肯定,是可以被原作者书写并有效利用的。所以故宫《伯远帖》如果是真迹,那么真正的纸幅面远远不止431.72(平方厘米)这么小。书写者写完最后一个“临”字,就没有继续再写,说明此帖书写到此处就为止了。如果要继续书写,那么明末清初被切割掉的这部分纸张幅面,则完全可以被有效的利用。

    问题(三)启功讲“此帖尾原已不全”。“帖尾原已不全”无非有两种情况发生。一种情况是写帖时用的就是这两张纸。另一种情况是写帖时用的是一张纸,尔后被人割掉一部分,变为一分为二。

    1.      分析第一种情况,写帖时用的就是两张纸。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几乎为零,不可能发生在没有写完第一张纸的情况下就留下部分空白纸幅面,然后再用另一张纸继续书写。而且宋朝装裱时,也没有发现两张纸装裱在一起的现象,以及两张纸分别进行装裱情况的发生。何况晋纸最小纸张幅面也几乎是故宫《伯远帖》的一倍。所以没有必要写帖时用两张纸来书写,

    2.      分析第二种情况,写帖时用的是一张纸,尔后被人切割掉一部分。这种情况是不会存在的,因为帖中前后的两枚残印,就限制了墨迹所占纸张的幅面。特别是穆棣老师提出所谓“殷浩”残印(笔者认为,实为普通宋代章才沦为残印的)。实为造假者随意刻几枚收藏章,以示此帖之前为人所收藏过。欺世盗名,是欺骗世人窃取名誉的手段罢了。此残印前帖中共有五行、47个字。残印紧靠第五行而盖,这说明了第五行就是帖尾。因为每位收藏者都很清楚,收藏印是不会盖在墨迹中间的行与行之间的。都尽量躲开原作者墨迹而盖,一般都会盖在原作的四周之外,不会盖在墨迹行与行之间。不过也有极为特殊之人如乾隆。故宫《伯远帖》如果真的有第六行,那么印迹必然会压在第六行的墨迹上面,这样做无疑会对原作作品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害,谁也不会这么去做,所以此帖的第五行就是帖尾。如果此帖真的是被人一分为二的话,那么也应当在第四行与第五行之间进行切割,或者在第六行与第七行之间进行切割。以便保留第五行与第六行之间收藏印的完整性。所以事实证明,由于第五行收藏残印的存在,恰恰证明了此帖原帖共五行,47个字的事实。可以看出所谓“殷浩”残印所盖的位置,正是帖尾的位置。帖中留有所谓“殷浩”残印,是为了此帖墨迹的完整性,若将全部所谓“殷浩”残印置于此帖墨迹之外,上下划一条直线,就会发现帖中的部分墨迹,会有不同程度的损害。所以明末清初在切割时,不得以才保留了此残印。事实证明启功“此帖尾原已不全”的论调是完全错误的,无事实根据,证据明显不足,不切实际,主观意断。

    古代书法作品的鉴定有惧于皇威而不敢说真话的遗憾,这在乾隆身上体现得可谓淋漓尽致。乾隆十年他得故宫《伯远帖》,历史上这正是乾隆大搞文字狱的鼎盛之时。故宫《伯远帖》此时进宫,有哪位老臣敢直言此帖不是真迹呢?在乾隆那个文字狱时代,溜须拍马者可以升官发财,直言相劝着有大牢之灾,甚至丢掉老命,殃及全家。所以众臣们就任其为所欲为,任他随心所欲,无人敢直言。这一点与启功是不一样的,启功不是不敢直言,而是他根本就不想直言。启功与清诸老臣亦有共同之处,同样十分清楚宋朝曾鉴定此帖不是真迹。清老臣是为自保而不敢直言,而启功则是从骨头里,就一心想废弃和推翻宋朝正式、合法、有效的鉴定而不想直言。心甘情愿做乾隆护假的马前卒。一个是不敢直言,另一个则是不想直言,两者是有区别的。书画作品中“伪”的各种涵义,究竟是什么?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。对一件作品而言,明知是赝品,硬说是真迹,这就是作“伪”。造假是作伪,护假同样也是作伪。只有造假的,没有护假的,再怎么伪也伪不起来。书画作品之所以有假,就是因为得到了这些护假人的保护。护假是造假的帮凶,同样是作伪行为。

    书法作品有假各朝不同,不止当代。历史文化越是久远,人们好古的需求心就越发强烈。因而就会产生了许多伪造的书法作品,以应付当时社会各式各样不同人群的需求。有人提出这么一个问题,那为什么皇宫也会出现这么多赝品伪作呢?其实道理很简单,就是皇宫的这些书法作品也都是从民间而来,是来自民间的作品,皇宫自己本身并不会产生这些作品,以唐太宗李世民为例,李世民极力推崇王羲之,于是就下令广收王书。并以高价为诱饵,然尔当时民众自然所知王书的价值,于是便临摹伪造了许多的王书,将临摹副本进献之,以次充好。另外在进献的过程中,不断有地方和各级朝廷官员在得到王书极为少数的真迹后,层层扒皮劫流伪造。真留伪献的现象不在少数,如此一来,真正到了唐太宗李世民府中的真迹则是少之又少,寥寥无几。所以历朝历代的进献之物大多如此。这就是为什么皇宫也会出现这么多的赝品伪作之道理了。

    故宫《伯远帖》乃是宋朝造假者所进献,是通过宋朝米芾正式、合法、有效的传统目鉴定论,以及现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潘吉星,运用科学检验该作品用纸原料成分所确定的。科技检验断代,传统目鉴断人,是目前鉴定古代书法作品真假最佳的方法和手段。所以启功所言“此帖尾原已不全”毫无道理,是完全错误的,无任何证据的支持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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